来源：中国纪检监察报　　作者：本报记者     曹溢

   他们为什么甘于被“围猎”

“围猎”者以利猎权、借权生利，被“围猎”者以权谋私、自甘堕落。面对形形色色的“围猎”招数，意志薄弱的党员干部很容易放松警惕、迷失方向。从为了满足虚荣心，穿戴必讲名牌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原党委委员、副厅长任杰灵,到帮助老朋友“特事特办”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厅原副巡视员蒋勇，再到对现金红包、购物卡、储值卡、健身卡来者不拒的河南省新郑市委原常委、宣传部长王保军，纵观十八大以来落马的党员干部，甘于被“围猎”者不在少数。那么，他们为什么甘于被“围猎”，又如何破解这一难题呢？记者日前采访了北京科技大学廉政研究中心主任宋伟、湖南省廉政建设协同创新中心主任邓联繁。

  甘于被“围猎”看似被动腐败，实质却是主动的利益交换

   记者：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作出“‘围猎’和甘于被‘围猎’交织等问题依然突出”的论断。如何理解甘于被“围猎”？

  邓联繁：甘于被“围猎”，侧重点在“甘于”两个字。甘于，顾名思义就是甘心于、心甘情愿，不是被迫的，甚至是乐于被“围猎”。

   记者：“围猎”者和甘于被“围猎”者之间是什么关系？

   宋伟：“围猎”者的目的是通过党员干部获取不合法、不合规的利益。而被“围猎”者则通过运用手中的权力或者影响力帮助“围猎”者实现非法目的，从而谋求自身的好处。甘于被“围猎”看似被动腐败，实质上却是被动掩饰下的主动利益交换。

   甘于被“围猎”源于虚荣心、贪婪心和侥幸心

  记者：被“围猎”者为什么会甘于、乐于甚至主动被“围猎”？

  宋伟：一个人一旦思想上的“总开关”失灵，那么面对诱惑，特别是面对欲望、爱好、小恩小惠时就容易缺乏自控力，进而导致行为无原则和无底线。

   邓联繁：甘于被“围猎”的原因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：首先，是精神利益层面的虚荣心。有些党员干部存在“官本位”思想，觉得掌权者就应该被簇拥、被众星捧月，否则就显得没能力、没市场、没权威。他们乐于享受那些“抬轿子”人营造的优越感。

   其次，是物质利益层面的贪婪心。党员干部在被“围猎”时尝到甜头、得到好处，往往愈陷愈深，欲罢不能。如果他们自身能够控制贪欲、严格自律，就不会给“围猎”者“钻空子”的机会。

   最后，是侥幸心的问题。很多甘于被“围猎”者其实内心是有权衡的。侥幸心让他们认为腐败的方式很隐蔽，有人情、感情等幌子，不是赤裸裸的权钱交易，被查处的可能性低。因此，往往选择自欺欺人，甘于接受、乐于接受被“围猎”。

“围猎”和甘于被“围猎”问题交织体现出反腐败斗争形势的严峻性和复杂性

  记者：从党员干部自身来说，如何反“围猎”呢？

   邓联繁：一方面要守住底线。用党纪国法去衡量和约束自己的言行，时刻提高警惕，慎欲、慎权、慎微。另一方面要以高标准要求自己。提高党性修养，不断净化灵魂、培养高尚情操。通过提高生活情趣，摒弃纸醉金迷的生活方式，发自内心地不屑于被“围猎”，主动净化生活圈、朋友圈。

   记者：从外部监督来看，党组织应当发挥什么样的作用，解决党员干部甘于被“围猎”的问题？

   宋伟：“围猎”和甘于被“围猎”问题交织，反映了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的严峻性和复杂性。这种状态对政治生态的破坏是非常严重的。我们看到，少数党员干部原来是有一定的纪律意识，但因为没有坚守住纪律底线，逐渐被拉入腐败的泥潭中。所以，党员干部、党组织、社会层面各个维度都应当以“亲”“清”政商关系的标准来划清界限。

   对党组织来说，要加强廉洁教育、理想信念教育，让党员干部自觉反“围猎”，更不能堕落到甘于被“围猎”。同时，要发挥监督作用，比如强化行贿受贿一起抓，对被“围猎”者，发现一起查处一起；对“围猎”者，在依纪依法追究责任的同时，还要让其“吐出”所有的非法获利。

   邓联繁：要抓早抓小，坚决防止“温水煮青蛙”。这里面要把握好尺度的问题。究竟是“亲”“清”的政商关系，还是甘于被“围猎”，其实很容易区分。比如，商人和官员钓鱼，偶尔出去钓鱼可能是君子之交，但如果经常出去钓鱼，车接车送，勾肩搭背，吃吃喝喝，明眼人都能看出来有猫腻。所以，对于发现的苗头性、倾向性问题还是要尽早纠正。

   此外，要营造崇尚廉洁的政治氛围与社会环境。比如，加强党务政务公开、坚持行贿受贿一起查、畅通群众监督举报渠道等。这些措施可以压缩权力寻租空间，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。崇尚廉洁的氛围环境形成，有助于潜移默化地转变甘于被“围猎”者以权谋私的想法，改变“围猎”者依附权力的心理，从而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。